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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關(guān)光緒xx年（xx年）、xx年（xx年）中朝兩國共同勘界，國內(nèi)外學(xué)者已有不少研究。國內(nèi)學(xué)者一般認為，在xx年第一次勘界時朝方誤以為土門、豆?jié)M是二江，提出圖們江以北地區(qū)屬于，致使談判失??；在xx年第二次勘界時朝方雖然承認這是錯誤的，卻要求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中方則提出以其南邊的小白山、石乙水為界，由于雙方意見相左，談判無果而終。[1]后來中方沿小白山、石乙水樹立了“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的“十字碑”，卻被人毀掉了，這是所謂“十字碑”遭毀說。[2]

韓國學(xué)界一般認為土門、豆?jié)M是兩條不同的江，中朝兩國以土門江（指松花江上流）為界，而不以豆?jié)M江（今圖們江）為界，兩次勘界時中方拒絕承認這一點，致使談判失敗。在第二次勘界時朝方之所以承認以圖們江為界，要求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這是迫于中方的壓力而做出的“讓步”。這個觀點最初由日本人筱田治策提出，[3]后來被韓國學(xué)者所承襲。[4]

據(jù)筆者研究，在第二次勘界時朝方要求劃界的碑堆、紅土山水線，實為康熙xx年穆克登確定的邊界，[5]朝方的要求無非是要遵守這個“舊界”，然而由于中方代表的反對使談判最終失敗。而在第二次勘界結(jié)束以后，中方代表提出的擬沿小白山、石乙水設(shè)立“十字碑”的計劃，由于朝方的反對未能赴之實施，所以“毀碑說”是不成立的。

在前期研究的基礎(chǔ)上，本文試從兩次勘界的總指揮清衙門的兩篇奏議入手，分析清中央的勘界目標和原則，再通過考察雙方代表對于分水嶺和圖們江源的不同看法，分析雙方的主要分歧點，從而對兩次勘界失敗的原因和主要癥結(jié)進行再評析，這將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中朝邊界演變的歷史脈絡(luò)。

一、光緒xx年勘界的總署奏議及中朝雙方不同的勘界結(jié)果

眾所周知，xx年勘界是由于邊民越過圖們江開墾江北土地而引起的，之后否認中朝兩國以圖們江為界的事實，主張由其邊民開墾的圖們江以北地區(qū)屬于。如同年xx月，國王移咨清朝禮部，指出“土門江”、“豆?jié)M江”是兩條不同的江，要求查勘境界，“申明舊疆”。[6]對此，北洋大臣李鴻章要求“迅派妥員”，與吉林地方官一起，“認真會勘，分明疆界”。[7]于是同年xx月雙方派代表進行了第一次共同勘界。

清衙門（以下簡稱總署）負責查找文獻和起草奏議，以便為勘界提供指導(dǎo)。有關(guān)此次勘界的總署奏議如下：

原世守藩服，恪供職貢，伊國邊界自應(yīng)亟予勘定，俾無業(yè)游民各安耕鑿，以副圣朝字小之仁。惟該國所指土們、豆?jié)M為兩江者實無依據(jù)，其所繪地圖，亦不明晰?？贾d籍，厥證有三。恭查《欽定皇朝通典》門、《欽定皇朝四裔考》，均載明吉林、以土們?yōu)榻?，別無豆?jié)M枝流，一證也?！稌涞貓D》及《一統(tǒng)輿圖》載在職方者，土們、鴨綠二江為東西兩界，標劃分明，別有小土們江在經(jīng)流之北，亦不得蒙豆?jié)M之名，二證也。又國人自著《地里小識》云，白頭山在中國、之界，有大澤，周回十里，西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松花江，東流為豆?jié)M江，豆?jié)M、鴨綠之南則也。又云……蓋白頭乃長白之異名，豆?jié)M即土們之轉(zhuǎn)音，方言互殊，實為一水，三證也。至該國咨稱康熙xx年烏喇總管穆克登定界碑文一節(jié)，……吉林將軍署內(nèi)當有檔案可稽，應(yīng)請飭下該將軍查明界址，派委妥員，會同該國所派官員指證明確，俾免懷疑爭執(zhí)。并分別將流民收回安插，其難于遷徙者，奏明酌量隸入版圖，俾各安生業(yè)，以恤藩部，而靖邊氓。[8]

如上引文，總署指出：1）《欽定皇朝通典》、《欽定皇朝四裔考》均載明吉林、以土門江為界，別無豆?jié)M江支流。2）清《會典圖》及《一統(tǒng)輿圖》同樣標劃以土門江、鴨綠江為界，還有“小圖們江”在圖們江干流以北。3）人編撰的《地理小識》記載長白山在中國、之界，豆?jié)M、鴨綠以南為界。以上，總署根據(jù)中方權(quán)威性文獻和朝方文獻，指出土們、豆?jié)M是同一條江，只不過“方言互殊”而已。4）要求吉林將軍查明咨文所稱“康熙xx年烏喇總管穆克登定界碑文”的舊檔，這是因為清“因稿庫失慎”，內(nèi)閣“案卷蕩然無存”；禮部康熙xx年案卷也“因年久霉爛無存”，所以希望吉林將軍提供康熙xx年的相關(guān)檔案資料。[9]5）提出了圖們江以北流民的安置辦法，能夠收回安插的讓其收回，不能收回的則隸入版圖，這實際上體現(xiàn)了宗藩關(guān)系下清朝對邊民的懷柔政策。

如上，總署雖然寄希望于吉林將軍提供康熙xx年檔案資料，但是吉林將軍隨后報告說，吉林檔案年久霉爛，寧古塔副都統(tǒng)檔案遭賊侵而損失，琿春協(xié)領(lǐng)建于康熙xx年（xx年）所以不可能有xx年檔案。[10]這樣一來，有關(guān)康熙xx年穆克登是否前往長白山定界、立碑，只有前xx年（康熙xx年）的兩道諭旨[11]和朝方提供的碑文可資證明。由于檔案資料的缺乏，中方對于穆克登前往長白山是屬于清朝單方面的查邊還是兩國的定界，以及邊界到底是哪里等，不甚清楚。

相比之下，朝方有相對完整的康熙xx年穆克登定界的資料，其中，官撰資料包括《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同文匯考》、《通文館志》等，這些官撰資料中記載有接伴使樸權(quán)、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的狀啟，清禮部致國王的咨文，穆克登要求沿圖們江上游無水地段設(shè)柵的咨文，以及國王致康熙帝的“謝定界表”等。此外，還有隨行人員的日記、筆記資料等，包括樸權(quán)的《北征日記》，金指南的《北征錄》，金慶門托洪世泰寫的《白頭山記》等。[12]還有反映穆克登定界的各種地圖資料，如18世紀中期編纂的《咸鏡道圖》[13]、《北關(guān)長坡地圖》（xx年）[14]、《茂山地圖》（xx年）[15]、金正浩編纂的《大東輿地圖》（xx年代）[16]等?？疾煲陨系貓D，在天池東南麓都標出了“定界碑”，即康熙xx年穆克登立的碑，有的還標出了從定界碑到圖們江源的土石堆和木柵。

根據(jù)以上資料，朝方不難判斷康熙xx年穆克登確定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這就使得前來勘界的朝方代表李重夏產(chǎn)生了疑問，他無法理解為何碑、堆與松花江相連，而不與圖們江相連。他是帶著疑問上山的。

同年（xx年）xx月底，中朝雙方代表齊聚會寧，準備溯圖們江而上進行勘查。中方勘界代表包括吉林將軍派出的督理商務(wù)委員秦煐及琿春副都統(tǒng)派出的德玉、賈元桂等，朝方則派出了安邊府使李重夏為勘界代表。從會寧到三江口（今和龍崇善）[17]不過是200多韓里的路程，卻費了半個月才到達。雙方代表圍繞是先勘水源還是先勘碑堆，爭論不休。中方代表要求先勘水流，即要求考察哪一條水是圖們江正源，再以此來劃界；朝方代表則要求先勘碑堆，目的是為了指證碑堆與松花江相連。xx月xx日，雙方終于達成妥協(xié)，決定分三路，分別勘查圖們江上游三條支流（西豆水、紅丹水、紅土水），以及調(diào)查長白山的碑址和黑石溝的堆址。[18]

雙方代表雖然走的是相同的路線，但是考察結(jié)果卻有很大不同。中方代表的考察結(jié)果概述如下：1）有關(guān)立碑處（天池東南約4公里），中方代表秦煐等認為，這里并不是鴨綠江和圖們江的分水嶺，而是鴨綠江和松花江的分水嶺，碑的西邊雖有鴨綠江溝，但是東邊的黃花松溝子（黑石溝）卻不是圖們江源，所以認為立碑處的地理形勢與碑文所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于分水嶺上勒石為記”不符，指出“此碑非后人偽作，即當年錯誤”。[19]這一看法直到xx年后的第二次勘界時都沒有什么變化。

2）有關(guān)鴨、圖二江分水嶺，中方代表認為，從天池南麓開始，向東南有胭脂峰、小白山、虛項嶺、寶髢山（胞胎山）、緩項嶺，一直延伸約400-500韓里，這是一大分水嶺，其西邊是鴨綠江水系，東邊是圖們江水系。這其中，小白山是又一處分水嶺，其北邊是松花江水系，南邊是圖們江水系，換言之，小白山以南鴨、圖二江對源，與碑文所記“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相符，所以這里才是鴨、圖二江真正的分水嶺，碑應(yīng)該在小白山以南，而不應(yīng)該在小白山以北。[20]所謂“移碑說”就是從這里發(fā)端的。如上，中方代表雖認為小白山是鴨、圖二江分水嶺，但仍存在以下問題：其一，在將小白山以北的松花江水系排除在外的同時，也把圖們江頭源紅土山水排除在圖們江水系之外了。其二，雖說小白山以南鴨、圖二江對源，但是二者相距仍有75里，[21]不是靠得那么近，所以即使上了小白山也看不到“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的一幕。

3）有關(guān)大、小圖們江，即哪一條水是圖們江正源，中方代表在將紅土山水排除在外以后，便選擇了次源紅丹水為正源，其發(fā)源地位于小白山以南的三池淵東邊，它是除了西豆水、紅土山水以外的較大的圖們江支流。另外，西豆水雖然是最長的支流，但是其發(fā)源地位于緩項嶺，屬于吉州境內(nèi)，所以不可能是兩國用以分界的正源，也被排除在水源考察范圍之內(nèi)了?？傊?，中方代表認為：“與鴨綠江對源，且距長白山最近者，惟小白山東南發(fā)源三汲泡東面之紅丹一水。當年定立界碑，應(yīng)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方與碑文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八字相合，界址亦東西繩直，斬然齊整。且以紅丹水為土們江之經(jīng)流，則紅丹水北有發(fā)源紅土山之水，可以為小土們江，與總署之奏議亦符”，[22]即認為紅丹水是大圖們江，其北邊的紅土山水是小圖們江。然而實際情況是，紅土山水的水流不比紅丹水小，其發(fā)源地位于長白山正東，堪稱發(fā)源于長白山東麓的圖們江頭源。[23]另外，清朝輿圖標示的“小圖們江”（“阿集格土門”[24]），也不是紅土山水，而是紅旗河。以上中方代表有關(guān)大、小圖們江的看法與清輿圖對照也是不符的。

朝方代表李重夏的觀點與以上中方代表的不同。如前及，李重夏是帶著疑問上山的，他不能理解既然中朝兩國以圖們江為界，那么碑堆為何與松花江相連，而不與圖們江相連。他通過文獻了解到康熙xx年定界時雙方討論的都是有關(guān)鴨綠江、圖們江的，備邊司關(guān)文更明確記載：“中國所稱長白山即白頭山，土門江即豆?jié)M江”。[25]他的這個疑問通過實地勘查有了答案，他在圖們江上源紅土山水一帶考察時，發(fā)現(xiàn)了從黃花松溝子（黑石溝）的堆尾到紅土山水的“舊日標識”，據(jù)此他認識到黃花松溝子和紅土山水是相連的，原來其間設(shè)有40余韓里的木柵，后來年久柵朽，才造成圖們江上游邊界模糊不清。換言之，他認識到康熙xx年穆克登確定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于是他將這一情況秘密地報告給了本國。[26]

當他發(fā)現(xiàn)這一情況后，決定結(jié)束談判回國。一方面他需要向本國說明，這關(guān)系到圖們江以北越墾人的刷還、安置問題；另一方面考慮到說服中方代表絕非易事，當時中方代表認準碑東之溝（指黃花松溝子）是松花江上流，強調(diào)碑址地理形勢與碑文內(nèi)容不符，要求以小白山南邊的三池淵、紅丹水劃界。按照常理，邊界的標識物不可能既連接到松花江上（黃花松溝子），又連接到圖們江上（紅土山水），這一點是李重夏最難說服對方的。

圖18：xx年第一次勘界圖，日本外務(wù)省外交史料館收藏（141336）

于是xx月xx日，[27]雙方代表在所繪制的地圖上鈐印、畫押以后（參見圖18），各自持圖回國，結(jié)束了第一次勘界談判。

二、光緒xx年復(fù)勘的總署奏議及雙方不同的劃界主張

在第一次勘界結(jié)束以后的回國途中，朝方代表李重夏向中方代表秦煐等發(fā)送了一封信函和4本冊子，這4本冊子是有關(guān)茂山、會寧、鐘城、穩(wěn)城四府民人開墾圖們江以北地區(qū)的內(nèi)容。有趣的是，李重夏在4本冊子的封面上寫有“豆?jié)M江對岸貧民起墾”字樣，但在信函中則寫了“茂、會、鐘、穩(wěn)四邑越墾田土案件”，以及“茂山、會寧、鐘城、穩(wěn)城越墾民人田土錄冊”等字樣，即把封面的“起墾”換成了“越墾”。[28]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實際上向中方代表暗示圖們江以北的人屬于越境開墾，換言之，承認中朝兩國以圖們江為界。他之所以用隱蔽的方式傳遞信息，可能是擔心國內(nèi)魚允中等強硬派，后者主張二江說。第xx年，李重夏出任開放口岸元山的通商事務(wù)時，向清駐元山的坐探委員姚文藻表示：自己“明知松花江、海蘭河指界之誤”，[29]即承認所謂“土門江”是松花江上流，海蘭河（圖們江支流）是“分界江”等主張，都是錯誤的。

為了盡早解決兩國間的邊界紛爭，使圖們江以北的流民早有歸屬，清決定再次進行共同勘界。第xx年（xx年）xx月，衙門（總署）根據(jù)吉林將軍提出的勘界報告書，提出了更具體的勘界要求，以便為第二次勘界提供指導(dǎo)，此即總署的第二份奏議。首先，總署列舉中方的權(quán)威性文獻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及《會典圖說》等指出中朝兩國以圖們江為界，還列舉康熙帝派穆克登前往查界的兩份諭旨，指出穆克登查界確有其事，詳細內(nèi)容如下：

《欽定皇朝通典》、《文獻通考》，均載明吉林、以圖們江為界，又《欽定會典圖說》載有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山，二水合東南流來會，……等語?？滴鮴x年xx月初xx日，欽奉諭旨，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shù)推算，詳加繪圖，……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往看邊界等因,欽此。又是年xx月初xx日,欽奉諭旨，前差烏拉總管穆克登等查看邊界，……因路遠水大，未能至所指之地。著于來春，自義州乘舟溯流而上，由陸路向土門江查去等因欽此。臣等反復(fù)繹，自康熙年間派員勘界，而欽定會典、三通皆乾隆以后，所繪《一統(tǒng)輿圖》山川脈絡(luò)自已考訂明晰，確可依據(jù)。[30]

如上引文，總署特別指出自康熙帝派穆克登勘界以后，編纂了三通及繪制了《一統(tǒng)輿圖》，所以以上文獻和地圖都是明確可以依據(jù)的。

其次，該奏議提出了應(yīng)辨析的三個問題：1）調(diào)查清楚土門、豆?jié)M是否一江，是否方言互殊。2）與吉林逼近，邊民的越墾地是否為中方的封山禁地，官員是否違背“封山之禁，陰為拓地之謀”。3）吉林將軍所指紅丹水為小圖們江，西豆水為大圖們江，蒲潭山為費德里山，如果參照《一統(tǒng)輿圖》是錯誤的，需要明白辨析。[31]以上三點可謂一針見血，道出了問題的本質(zhì)，官員之所以提出土門、豆?jié)M為二江，就是為了占據(jù)由其邊民越墾的圖們江以北地區(qū)；而吉林將軍所指大、小圖們江及蒲潭山，如果對照清朝輿圖也是錯誤的。

再次，提出了應(yīng)考證的五個問題：1）“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之地，惟此二百八十余里間，仍即康熙諭旨所謂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者，必應(yīng)逐細考究，乃勘界之要領(lǐng)”，即要求重點勘查茂山以西的圖們江上游至立碑處為止。2）“凡分界之說，或順山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為主，不在東西繩直，斬然齊整”，這句話針對秦煐等在報告書中所說的，“當年定立界碑，應(yīng)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方與碑文載‘西為鴨綠，東為土門’八字相合，界址亦東西繩直，斬然齊整”，[32]表明總署不大同意這個看法，強調(diào)要確尋圖們江源來劃界。還指出：“至該將軍所稱界碑不過數(shù)尺，有無為占墾之民潛移向北，亟應(yīng)徹底根究”，即要求查明界碑是否被人挪移了。3）根據(jù)《會典圖》有關(guān)大圖們江的記載，指出長白山東麓發(fā)源的二水，“是否即系紅丹上游之二源，抑或別有名字”，即要求查明紅丹水是否為大圖們江即正源，或者另有其他正源。4）指出穆克登碑文“并無分界字樣，不過是記二水之源”，而人為何“執(zhí)此為分界確據(jù)”。5）指出“碑文所載‘審視’云云，自系欽遵圣諭二江為界之指”，“然則紅丹小水，獨不可以圖們江源統(tǒng)而目之乎”。[33]前一條（第4）要求查明穆克登立的碑是不是分界碑，這一條（第5）又基本肯定穆克登查二江之源是分界，再次要求查明紅丹水是否為圖們江正源。以上總署奏議之所以兩次要求查明紅丹水是否為圖們江正源，主要是因為中方代表秦煐等指出其發(fā)源地三池淵一帶才是鴨、圖二江分水嶺，符合碑文“西為鴨綠，東為土門”的內(nèi)容。

同年（xx年）xx月，駐的通商事宜袁世凱催促朝方再次派代表與吉林委員一起會勘邊界。對此，外部督辦金允植表示：“已知前事之誤”，“不必派員會勘”，即二江說是錯誤的，承認以圖們江為界，同時要求“借地安置”圖們江以北的流民。[34]

同年xx月，在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再次催促之下，朝方同意派李重夏會勘邊界，指出：“敝邦（指-筆者注）之不能舍碑堆，猶上國之不能舍水源。必究考水源與碑堆相照應(yīng)，然后方合古人定界之意?！盵35]即要求遵守康熙xx年確定的碑堆、紅土山水線。朝方在另一篇致李鴻章的咨復(fù)中指出：“紅丹、西豆兩水，其源不出于分水嶺。紅土山水一派，出于分水嶺，伏流四十里，[36]而為豆?jié)M江源，與碑堆相符。舍是而無可擬之處，前勘繪圖一見可定。”[37]即紅丹、西豆兩條支流均與天池東南麓分水嶺無關(guān)，紅土山水源于分水嶺與碑堆相符，要求以此為界。實際上這正是李重夏的發(fā)現(xiàn)。

第xx年（1887）年xx月，中朝雙方再次派代表進行勘界。中方代表仍包括秦煐、德玉，吉林將軍加派了補用知縣方朗為勘界代表，朝方仍派出時任德原府使的李重夏為勘界代表。雙方代表的行進路線，仍從會寧出發(fā)，溯圖們江而上到達長坡，先勘紅丹水，轉(zhuǎn)往三池淵、虛項嶺；再回到長坡，勘查紅土山水及其發(fā)源地，轉(zhuǎn)登長白山立碑處和天池；再順圖們江而下，回到會寧結(jié)束談判。[38]

如前述，朝方的劃界要求在此次勘界前已向中方轉(zhuǎn)達，即是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在談判過程中，李重夏始終堅持這一點，他指出：紅土山水是發(fā)源于長白山東麓的大圖們江，與《會典圖》、《一統(tǒng)輿圖》相符，強調(diào)這是當年“舊界”，要求遵守“舊界”。[39]

然而中方代表看重的是紅丹水，前述總署奏議也兩次提到紅丹水是否為大圖們江，于是他們事先將15塊碑石運到了紅丹河口，準備沿三池淵、紅丹水劃界。[40]對于李重夏要求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中方代表不遺余力地加以反駁。如對于天池東南麓的碑，中方代表指出這不是分界碑，而是查邊碑；對于黃花松溝子的土石堆，否認是當年的界標，認為是獵戶進山時做的路標；對于朝方所指紅土山水伏流40韓里與碑堆相連，中方代表找出另一條斷流之水董棚水，指出紅土山水既不與董棚水接流，也不與碑堆相接，即“不接流”、“不接堆”。[41]總之，中方代表不但否認碑、堆為當年界標，也否認與之靠近的紅土山水為圖們江正源。

圖19：xx年第二次勘界圖，日本外務(wù)省外交史料館收藏（141336）

即便如此，由于李重夏的態(tài)度堅決，中方代表不得不退一步，以便雙方達成妥協(xié)，完成總署布置的“酌定界址”的任務(wù)?？紤]到紅丹水以西的長坡有舊居人百余戶，居住了一百年，中方代表退一步，要求長坡以西的石乙水為界。[42]石乙水實為圖們江上源的南支，紅土山水為北支，二水相隔不遠，只差到源頭的10余里。因此對照《會典圖》、《一統(tǒng)輿圖》，石乙水基本可以認定為是大圖們江，這一點也許是后來總署同意以小白山、石乙水劃界的原因。

即便如此，李重夏仍堅持以碑堆、紅土山水劃界，他甚至表示：“吾頭可斷，國疆不可縮”。[43]在雙方無法達成妥協(xié)的情況之下，決定將所勘情形繪圖呈報總署，由總署奏報皇帝請旨定奪。（xx年）xx月xx日，[44]雙方代表在所繪制的地圖上鈐印、畫押以后（參見圖19），結(jié)束了第二次勘界談判。[45]

三、雙方圍繞樹立“十字碑”的交涉

第二次勘界談判雖然于光緒xx年xx月底結(jié)束，但是雙方的交涉并沒有就此了結(jié)。同年xx月xx日，吉林將軍向總署提出，小白山東麓發(fā)源的石乙水，“恰合大圖們江形勢”，建議從小白山頂沿石乙水至茂山設(shè)立“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的“十字碑”。為了使這一劃界方案獲得通過，吉林將軍特別指出：朝方代表李重夏雖同意以此劃界，但礙于“其命意”，才要求以紅土山水劃界，所以建議“將所勘之石乙水，一并繪圖稟報”，“請旨定奪”。[46]但是從同年xx月底國王致北洋大臣和禮部咨文，以及朝方提供的《覆勘圖們界址談錄公文節(jié)略》[47]來看，李重夏并不同意以小白山、石乙水劃界，他始終堅持以碑堆、紅土山水劃界。[48]

總署接到吉林將軍如上報告以后，誤以為李重夏對于“紅土山、碑堆之誤”，“亦已心知其非”，[49]于是同意了要求沿小白山、石乙水劃界的方案。同年xx月xx日，總署咨復(fù)吉林將軍：“該委員等指石乙二水發(fā)源至茂山城約二百八十余里，與《欽定會典圖說》所載大圖們江出長白東麓二水合流之方向，約略推尋，尚為吻合。所擬于小白山、黃花松甸子、石乙水、長坡浮橋等處，設(shè)立界碑十處，編立字號之處，亦屬可行”；總署還稱贊吉林將軍，“核明各節(jié)辦法，極為持平”。[50]

然而光緒帝對于吉林將軍的“十字碑”方案持保留意見，可能考慮到了朝方的反對意見。同年xx月，他在吉林將軍的奏折上朱批道：“該衙門知道，圖并發(fā)，欽此”。[51]光緒帝并沒有下“依議”之旨，而是不置可否，表明清并沒有強迫劃界之意。

此后，北洋大臣李鴻章又試圖通過駐的通商事宜袁世凱催促朝方沿小白山、石乙水樹立“十字碑”。如光緒xx年（xx年）的二、xx月間，袁世凱兩次照會外部，要求派前勘代表李重夏與吉林委員一起設(shè)立“十字碑”，但是遭到了朝方的拒絕。[52]繼前xx年（xx年）的xx月底，朝方向北洋大臣和禮部提出咨文和《覆勘圖們界址談錄公文節(jié)略》以后，同年（xx年）xx月再次向北洋大臣移咨指出：“凜遵圖典，必以出自長白山之圖們江頭源定界，則界牌之設(shè)當于紅土山水而不當于石乙水”。[53]于是李鴻章只得命令袁世凱：“白山勘界事，韓若另有意見，當咨總署核辦”，即通過總署重新核辦。他又命令袁世凱：“吉朝勘界，請咨商后，再派員前往”，[54]即暫緩派員樹立“十字碑”。

不久，李鴻章親自詢問中方前勘代表的意見。同年（xx年）xx月，方朗回復(fù)：雖然以紅丹水劃界，符合《會典圖說》有關(guān)大圖們江的規(guī)定，但是考慮到長坡一帶有人居住，所以中方才讓步于石乙水；還指出以紅土山水劃界，則有礙于長白山發(fā)祥地?？梢钥闯龇嚼蕡猿旨阂?，反對朝方的劃界要求。盡管袁世凱將方朗的如上意見轉(zhuǎn)達給了外部，但是朝方也不肯讓步。[55]

作為兩次勘界的總指揮衙門不得不提議暫緩樹立“十字碑”。光緒xx年（xx年）總署奏議指出：“該國世守藩封，久荷天朝覆幬之恩，似不必操之過蹙”，“應(yīng)請暫從緩議”。對此，光緒帝下了“依議”之旨。[56]有關(guān)樹立“十字碑”的交涉至此全部結(jié)束。前述總署和光緒帝所表現(xiàn)的對的寬容態(tài)度，當然有作為宗主國對藩屬國懷柔之策的考慮，但同時是否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認可了朝方意見的合理性呢？

下面我們試著梳理一下勘界談判失敗的癥結(jié)在哪里。我們不得不指出中方勘界代表秦煐等以為碑東之溝（黑石溝）是松花江上流，因而否定了位于天池東南麓的碑址和與之相連的堆址為當年界標，這是談判失敗的主要癥結(jié)所在。從前述總署的兩份奏議不難看出，清的主要目標是查找康熙年間穆克登確定的圖們江舊界，準備以此來劃界。而朝方代表李重夏結(jié)合文獻資料和實地勘查，發(fā)現(xiàn)了穆克登確定的圖們江“舊界”，此即碑堆、紅土山水線，這與清輿圖、《會典圖說》所記載的大圖們江也是吻合的，但是由于中方勘界代表固執(zhí)己見，拒不承認碑、堆是當年舊界，試圖在天池以南尋找分水嶺劃界，才使得談判失敗。

當然中方代表過失的背后，也有朝方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說兩次勘界由碑東之溝引起，最終由于此溝而失敗，并不為過。最初主張黑石溝與松花江上流相連的是人，如前述，經(jīng)略使魚允中派人勘查時（xx年），不但偽造了黑石溝東南岸土石堆的長度（本來長50多韓里，謊稱90韓里），還指出溝子與松花江相連，這是土門、豆?jié)M二江說的最初發(fā)端。然而實際上，據(jù)筆者實地踏查，黑石溝到了下游溝形消失無蹤，既不和松花江相連，也不和圖們江源相連，這在穆克登定界時是清楚的。[57]正因為如此，土人才會說圖們江伏流40韓里（指從黑石溝下游到紅土山水的40余韓里），穆克登才要求在其間設(shè)置木柵，以便將黑石溝和圖們江連接起來。其后過了170多年，到了光緒勘界時，雖然碑址、堆址依然存在，但是其下40余韓里的木柵早已朽爛。因而盡管李重夏“苦口指證”從溝尾到紅土山水連有木柵，但是中方代表只是“冷咲不信，每歸之可疑”，李重夏不得不承認“是為難明之案”。[58]

除了前述朝方錯認在先，以及連接紅土山水的木柵全部朽爛以外，碑址、堆址所在地的地理形勢復(fù)雜，也是中方代表固執(zhí)己見的原因之一。從黑石溝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從立碑處開始，先向東南延伸約1.6公里，再向東北延伸20多公里，[59]其四周盡是松花江支流，如西邊有二道、三道、四道白河，東邊有斜乙水、董棚水、五道白河等。另外，黑石溝的走向和松花江支流的方向一致，都是東北向，因此雖然它在大部分時間是干溝，沒有地表水直接流入松花江，也沒有以溝道與松花江相連，但是很容易把它看作是松花江支流。而一旦認為它是松花江支流，那就和碑文所記“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于分水嶺上勒石為記”不符，這是中方代表否認碑址、堆址為當年界標，以及試圖在小白山以南尋找分水嶺劃界的原因。如上，中方代表不但認為碑址、堆址有礙于松花江，[60]還認為有礙于長白山發(fā)祥地，因為碑堆、紅土山水線不但靠近長白山天池，還沿長白山東麓分割彼此，[61]這也是他們力主以天池以南的三池淵或者小白山劃界的重要原因。

小結(jié)

在xx年第一次勘界時，朝方代表李重夏認識到碑堆、紅土山水是康熙xx年穆克登確定的舊界，因此在xx年后的第二次勘界時，朝方承認以圖們江為界，同時要求以碑堆、紅土山水為界，即遵守康熙年間的舊界。朝方的這一劃界主張，與清衙門要求查明圖們江舊界的勘界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吉林將軍派出的勘界代表（秦煐等）誤以為碑東之溝（黃花松溝子，黑石溝）與松花江相連，指出碑址地理形勢與碑文所記“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于分水嶺上勒石為記”不符，所以不但否定了天池東南麓的碑址和與之相連的堆址為當年界標，還否定了與之靠近的紅土山水為圖們江正源。這恐怕是勘界談判失敗的主要癥結(jié)所在。另外，中方代表試圖在天池以南尋找分水嶺劃界，除了認為朝方要求的碑堆、紅土山水線有礙于松花江以外，還認為它經(jīng)過長白山東麓因而有礙于清朝的長白山發(fā)祥重地。

兩次勘界談判最終以失敗告終，使得中方喪失了一勞永逸解決邊界紛爭的機會，給后來日本利用中朝邊界糾紛挑起所謂的“間島問題”，以及借機向圖們江以北地區(qū)滲透，提供了口實和可乘之機。但是兩次勘界仍取得了成果，達成了以圖們江為界的共識，特別是在紅土山水、石乙水合流處以下達成了一致，這恰恰是康熙xx年穆克登確定的圖們江界的主要部分，亦即《會典圖》所指大圖們江。這一勘界成果無疑對xx年中日《間島協(xié)約》的簽訂，以及xx年《中朝邊界條約》的簽訂等，產(chǎn)生了影響。

[1] 有關(guān)光緒xx年、xx年勘界的研究，有張存武：《清代中韓邊務(wù)問題探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xx年；楊昭全、孫玉梅：《中朝邊界史》；李花子：《明清時期中朝邊界史研究》等。

[2] 楊昭全、孫玉梅（《中朝邊界史》）和陳慧（《穆克登碑問題研究——清代中朝圖們江界務(wù)考證》）主張“十字碑”被人毀掉，即主張“毀碑說”。

[3] xx年日本在延邊的龍井村設(shè)立“統(tǒng)監(jiān)府臨時間島”，筱田治策出任總務(wù)課長。他在《白山定界碑》（第223-228頁）一書中，論述了康熙xx年穆克登定界，光緒年間兩次勘界，以及xx年《間島協(xié)約》的簽訂等內(nèi)容。